上海疫情肆虐至今,已大有缓解,但我们的防疫工作没有丝毫停歇。再怎么紧锣密鼓的防疫工作,也冲不淡我们禁毒帮扶的本职与初心。这不,当我们正在执行相关防疫工作的时候,接到来自服务对象比较紧急的求助电话时,我们应当怎么做?毫无疑问,我的选择当然先果断地协调现有的防疫工作,和其他防疫工作同伴换班,我们还是要先回到我们正统的责无旁贷的本职工作上。
事情发生在八月的一天上午,在防疫战线上一直风雨飘摇的我们又被安排到了车来车往的道口执勤,谁也料不准我们的下一步防疫步伐会踏向何处,唯一能确定的只有自己作为一名禁毒社工的使命担当。而也就是当我在把守道口对每辆途径金山卫镇的车辆与乘客排查时,我的服务对象给我打来了电话。我一看,这是一位认定戒断后又两年半之久的服务对象,是过了两年回访期的服务对象,按理说是一位超出服务期限的服务对象。但是,难道因为他已经戒断多年就能冷落他,不给他真诚专业服务了吗?当然不能。因为权利与义务都是对等,我们的服务对象哪怕戒断后又三年之后都还在不断接受来自公安派出所的抽查,某种意义上说明他们还被关注,他们的戒断康复还需要巩固和了解,那么,禁毒社工作为这两者之间的缓冲地带,无论如何都应该继续为这些曾经的戒毒人员继续提供服务。
所以此时此刻,我毫不犹豫地从我飘忽不定的防疫阵线上撤下来,换上我的同伴上岗,因为没有一项工作能比我身上的禁毒帮扶责任更清晰、更完整。我于是走到路边比较安全的地方,接起电话,倾听来自服务对象的诉求。
服务对象的诉求很简洁明了,就是当他带着“解除证明”来到车管所进行驾照恢复的过程中,那边的工作人员表示“解除证明”的文书号并没有录入进系统。这里有必要先解释一下什么是“驾照恢复”,它区别于重新学车重新考试,它是在驾照被注销的基础上申请恢复重新再考,也就是绕过学车的过程直接参加考试。服务对象遇到了问题,第一时间就给社工打了电话,社工也在第一时间去咨询了相关社区民警以及他们的警长,并请他们登录公安系统以再次确认当年在办理认定材料时是否把相关步骤统统填写完整。后来,派出所这边逐一将系统中显示的当年所上传材料拍照发了过来,以证明当年在系统上确实已全部办妥,至于在车管所这边没有显示相关文书号,他们也确实不知具体原因是什么。
那天天气十分炎热,服务对象在离家六十多公里的车管所久等无果之后,向社工表示自己先回家下次再说,然后向社工表达了谢意。尽管如此,我觉得此事并不能就此了结,我认为这个问题必须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因为当我去请教身边的同工以及民警时,也依然寻求不到一个答案,如果我也将这个问题就此搁置,那么这个问题将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无解下去,成为一个常年寻不到根源的问题。
所以,等我结束我的防疫工作后,就腾出足够的时间,去向区禁毒办反映情况、咨询相关规定。区禁毒办的领导也十分重视此事,他们为我认真四处打听,最后为我一个小小的社工带来了具体而又恳切的答复。在这个层面上,我似乎也成了一位咨询者、一位被服务者,得到了来自区禁毒办领导的真诚关切,这种真诚会传递,就像一种温暖的力量传递到我们社工的服务对象身上。而服务对象也会感受到这种温暖的力量,他们看到社工没有用任何搪塞的言辞把这事儿试图敷衍而过,而是在得知在公安派出所完整输入阶段材料后也无解的基础上,继续全力地帮他们四处询问,一探究竟地给予详实的答复,真诚耐心地抚平内心的困惑。或许这份用心的态度就是对自己作为一名禁毒社工的本职最起码的尊重。
当然,在社工努力为服务对象咨询相关信息时,服务对象那边也在向他熟识的有类似经历的朋友努力打听。可以说,社工与服务对象处于一种共同努力的状态,这种并肩同行的步调让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同频共振的模式,我想,这也是一种陪伴,也是一种成长。尽管,努力到最后,我们发现,其实事情本身的困境一时半会很难有效化解,但这份一起努力的经历是刻进了各自的脑海,这份帮扶的成效是潜移默化地栽种在各自的心田。我们的肉眼看不见这份成效,也没有一个具体呈现的办法,但我们知道它一直都在。
金山工作站金山卫社工点 汪磊 供稿